第七章 兰花劫指(二)(1/4)
饭后羽少去了大殿,俞嫣和沈冰早早歇息去了,与一众秃驴辩论佛经她们自觉不妥。诸葛枫和厉海随后也去了大殿,想见识一下这小小院寺为何托大,自夸为武林之源。
宏泉大师正坐在昭明太子像前,院寺弟子围成一圈,看到羽少他们一伙来了,自觉的把圈扩大,羽少就坐在宏泉大师身边,诸葛枫和厉海对面而坐。
&天这位施主讲到了昭明太子,我就从这引开话题,大家可以辩论,但要有次序,不可乱杂。”宏泉大师指着羽少开口了。
&大家都附和着,安静下来听宏泉大师说经。
宏泉大师看着对面的诸葛枫和厉海说道:“前面的两位施主,一直盯着大殿的柱子,一定是对柱上对联甚感兴趣,老衲就先讲讲梁武帝、昭明太子、达摩祖师与金刚经的事情吧。”
提起梁武帝,佛门中人大都听过,也都知道当年达摩祖师和他的那段著名的对话。也许大家根据这段对话,认定梁武帝是个只修外在功德、不明大乘佛理的门外汉,是一个反面的悲剧人物。他最终被饿死的命运,似乎也或多或少地佐证了大家对他的看法和评价。
诵过金刚经的人知道,金刚经起始便是“法会因由分第一”。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金刚经的三十二分则是昭明太子所作。相信更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昭明太子是梁武帝的太子。
熟读史书的人都知道“山中宰相”陶弘景。陶弘景是道教“茅山派”的开创者,他给谁做“山中”的宰相呢?给梁武帝。
达摩祖师、宝志公、傅大士三人共称“梁代三大士”。梁武帝虽与达摩祖师擦肩而过,但与另两位却过从甚密。梁武帝请傅大士讲金刚经的公案,以及“梁武帝问志公禅师因果文”,都非常有名。
汉地寺庙的全面素食,起源于梁武帝的“制断酒肉”。
现在拜忏所用的《慈悲道场忏法》即《梁皇宝忏》,也是由梁武帝发起,由志公禅师等制做而成。
梁武帝佛道皆通,他还把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揉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华大地思想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梁武帝大力支持佛教,使南朝佛教至梁代达到顶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佛教。
梁武帝才识广博。他不但天资聪颖,而且一生刻苦,精通军事、经史、书法、棋艺、音乐、绘画,还大力提倡文化,使得梁朝的文化事业发展成东晋以来最为繁华的时期。《南史》如此评价:“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梁武帝大孝。“萧衍六岁时,母亲死,萧衍水浆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过成人,内外亲党,咸加敬异。”父亲死时,更是悲痛得形毁骨立。他的儿子昭明太子也非常孝顺,母亲去世,太子悲痛欲绝,饮食俱废。
梁武帝非常节俭。“一冠三年,一被二年”。自花甲之年当上皇帝,后半生总共只做了五件新衣裳。为了节俭,冬不烧碳,夏不饮冰。他还素食,“豆羹粝食”,且每日一餐。
梁武帝以“仁”治国,勤于政务,政绩斐然。诗文才华极高开拓七言诗。
如此,这位“佛心天子”梁武帝,绝非泛泛之辈,有大勇、大仁、大慈、大孝、大才、大德、大慧。
那在佛门中人看来梁武帝造诣如何呢?应该讲他自己严持戒律,佛学素养也是非常不错的,曾亲自讲过涅槃经并做注解。涅槃经义理深,内容广,能为它做注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需要很深的佛学底蕴。他能和三大士同一时代,而且互有关联,应非偶然。任何教法的兴盛都离不开统治者的扶持。梁代的佛教之所以能得到长足发展,实有赖于梁武帝。他就好比印度的阿育王,对推广佛教不遗余力。至于他对佛性的领悟,客观讲理上是应该懂的,只是事上尚未实证。这也难怪,做为国君,虽然晚年他将主要精力都用于修持和推广佛法,但毕竟没办法像出家人那样专心禅修。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还不如无职务的居士更方便专注于实证佛法。再说,那时虽有宝志公和傅大士,但顿悟法门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还没有成熟,达摩祖师也才刚刚来到中国。所以梁武帝在当时未能开悟实证第一义谛,是很正常的事情。另外,做为一国之主,他为佛法的传播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菩提心而言,这又远胜过自悟自度的普通佛子了,当时和后世多少人因他而受益!开悟嘛,这一世不行下一世继续努力,或在佛国净土再下功夫,但这一世就能利益很多人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需要有位有权有慧才可以办得到。梁武帝可称圣主。再说他与达摩祖师话不投机之后,经宝志公的点拨,也曾要派使者追达摩回来,这就证明梁武帝不是孤傲之辈,是懂得悔改的虔诚佛教徒。
至于梁武帝晚年在治国方面的失误,主要在他没有了时间和精力。身为君主,学佛是个人的事情,但治理国家是万民的事情。他首先应该把万民的事情处理好,再来忙个人解脱的事情。可人一旦对某事过于专注,难免就会考虑不周,顾此失彼。他不能明白这一点。所以就治国而言,他晚年确实有误,这是不必替他开脱的。但是,国事的变化往往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难以未雨绸缪。易人处之,也未必就能高明到哪里。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是尽善尽美的。
梁武帝还让老衲联想起了唐太宗、唐玄宗。唐太宗道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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