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8章 危险的气息(1/2)

无上黄金瞳-第3(章危险的气息

说起来，华夏跟印尼之间的关系可是很深的，往上追溯，至少也能数到一千多年前。

早在东汉时期，许多华夏人就远涉重洋，来到了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巴邻邦耕植（那个时候越南北部很大一部分地区都属于交州管辖，从汉朝过去不算太难，沿着海岸线南下就行了）；唐宋时期因政治原因流落到东南亚的人也不少；而到了宋元交替时期，不少宋朝遗臣流亡海外，到了南阳，如宋朝遗老郑思肖就逃居印尼爪哇；明朝末期的情况也差不多，明朝的福王子、唐王子也先后越海到了爪哇；清朝时也大致如此，康熙收复台湾之后，一些不愿降清地郑克爽政权将士也从台湾搭船转到了爪哇。

而除了这些因为政治原因而移民的人之外，因为其他原因背井离乡的人也不少。

明代以后，由于沿海资本主义地萌芽外贸易地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华夏内部的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东南沿海一带许多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渡海谋生。之后，又有华人因为各种原因陆续从华夏迁来，他们中主要成分为商人、渔民、留学生等等。这部分人主要为男性，来到印尼后，部分人与当地人通婚，扎下了根。

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雅加达后，百业待兴急需劳力，他们看中了勤劳地华夏人，因此千方百计地招揽华夏移民，甚至不择手段地采用强盗行径，派遣武装船只到华夏沿海劫掠人口，并占据了台湾，后来郑成功将他们驱逐出去之后，荷兰人对台湾的野心也一直没有熄灭，直到施琅将台湾打下来之后才渐渐退缩了回去。但到这个时候，被他们掳去的华人已经不计其数，很难统计了。

老实说，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华人和印尼居民双方并无大的纠纷，甚至可以说是和谐相处。但是后来荷兰殖民者挑选少数上层华人和上层原住民充当其代理人，实行经济掠夺，却让众多从事小商小贩的华人背负恶名。

为了把当地人反荷的情绪转嫁到华人头上，荷兰殖民统治者不断挑拨原住民和华人之间的关系，以坐享渔人之利。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印尼华裔就成了印尼政局从不间断的集团利益斗争的代罪羔羊。

六十年代，经过长期策划和准备，印尼总统苏加诺颁布了严厉的法令，宣布严格限制华人商业活动；禁止华人在县以下地区的所有商业活动；强制华人结束小商小贩的生意，并必须离开县以下地区，并由此而掀起了独立以来最严重地**排华浪潮。

等到进入苏哈托执政时代之后，为了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印尼政府将对华裔的经商限制放开了一些（印尼人很懒的，因为当地环境湿热，水果等物产非常丰富，就算不事劳作也不会饿死，所以印尼人的进取精神非常差，跟勤劳的华夏人没得比。所以，在封建的农业社会中，印尼猴子可能会过得比较舒服，放到现代商业社会中就不行了），但在政治上却实行了一系列更加严厉的强制同化政策，扼杀作为印尼公民的华裔在其他领域的权益，扼杀其平等的公民权。

比如说，禁止华裔参政参军；关闭华文学校；限制华裔进大学；严禁使用华文；华裔要放弃华文姓名，用印尼文改名换姓，并在华裔居民证上打上记号等等。他们公然违背联合国关于人权的宣言和公约，严重侵犯华裔的基本人权，进一步把华裔族群与其他的族群对立了起来。

自苏哈托上台以来，大大小小发生了十多起排华事件。由于苏哈托政权的基础未动摇过，所以每次排华事件只是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而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扩大以致动摇其政权，目的达到后就平息下去，之后又利用华裔振兴经济，再出现这种状况，仍然这般做法。如此反复，屡试不爽。

说白了，华人在印尼的地位就是被圈养的猪，养肥了就宰一次，然后给他们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等下次肥了再宰，从来没有被平等地对待过！

悲哀的是，在苏哈托执政的三十多年间，广大华裔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扼杀了公民权益，以及早已潜伏着的，关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机。

按说，如果这种平静的日子持续下去的话，印尼华人除了被当成养肥的猪宰几次之外，倒也不会遭遇太大的磨难，但可惜的是，从去年年中开始，横扫亚洲的金融风暴爆发了，印尼政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印尼全国的赤贫人口急剧增长到了八千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民众生活困苦，阶级矛盾空前激烈，民众对此感到极度不满，长期积累的怒火即将爆发。伴随而来的毫无疑问是罢工、示威和骚乱，将会严重威胁到苏哈托政权的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苏哈托政权很自然地考虑起了将火山熔岩引向印尼社会中最没有政治权力的那一部分华人。华人就是苏哈托政权的排汽阀，多年以来，每当民怨沸腾要将社会炸裂时，这个排汽阀就会被启动，这样苏哈托家族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就能躲避冲击，继续存在下去。

这是苏哈托统治结构中的最黑暗、最隐秘而又必不可少的一环，其意义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同样的。只有把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把阶级怒火转化为种族仇恨，同时将华人宣传成所谓的不信仰斯兰教的居民，可恶的异教徒，才能维持一个剥削压迫的社会结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