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未雨绸缪的一些废话(1/3)

朱元璋对孔克坚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大为恼火，立即亲笔敕谕孔克坚，这份敕谕恩威并施，既表明我大明王朝仍将尊礼孔子，同时又威胁孔克坚：我朱元璋虽出身布衣，却也是一个皇帝，不容你不来朝见我。

果然，朱元璋的敕谕起了作用，孔克坚接到敕谕后，诚惶诚恐，兼程进京朝见。为了表示尊孔崇儒的诚意，朱元璋当即赐给孔克坚宅一区，马一匹，米二十石。令孔克坚回曲阜代祀孔子。

与此紧密相关联的是，朱元璋一直厚待孔克坚的同时，对孔克坚之子、蒙元时所袭封的衍圣公孔希学也予以承认。充分显现了朱元璋利用孔子儒学巩固其封建政权的目的。

从这一目的出发，朱元璋对孔子后裔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高规格优礼：命孔希学继续袭封衍圣公，秩进二品，官阶为资善大夫，且每岁入朝，班亚丞相，皆加宴赉。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又令衍圣公班列文官之首。衍圣公每次朝见，都给予优厚的礼遇。

洪武十七年正月孔讷袭封，朱元璋命礼官以教坊乐导送至国学，学官率诸生二千余人迎于成贤街。之后，孔讷每年进京朝见，皇帝都给符乘传。在蒙元时期已有掌书官、管勾官、典籍官、司乐官的基础上，又新设知印一员、书写一员、尼山院山长各一员、孔颜孟三氏学教授和学禄各一员。各属官的任用，均由衍圣公保举，呈省擢用。

不但如此。比如赐祭田二千大顷，分为五屯、四厂、十八官庄。拨佃户承种。其所收入供庙祭及属官廪给，余者为衍圣公俸禄。拨孔庙等洒扫户一百一十五户。在曲阜附近州县选民间俊秀无过子弟充应。下诏孔氏子孙皆免差发税粮。诏定乐舞生一百四十六名，礼生一百名，以供祭祀时乐舞赞礼之用。

可以说，朱元璋对孔子后裔的优礼，奠定了孔氏的地位。之后的日子里，在方孝孺、杨士琦等人的奏请下，又对孔子后裔进行了某些方面的优礼，继续抬高衍圣公地位。继续赐田，并蠲免租税等。

但是姚广孝和彭方等人却对于钦封的衍圣公不太认可。商议以永嘉学派名士黄磊、彭方等人为首，奏请以衍圣公弟袭封五经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不断拉高已经没落的南宗孔子后人的地位，其实，孔子后人无形中成为两派互相追逐的战场。

方孝孺要扶植曲阜孔氏的地位，而姚广孝等人就要扶植衢州南宗在读书人之间的地位，两者起了很难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是隐藏在暗处的，不能说透，也永远说不清楚的矛盾。

仅仅是文化的一种冲突也就算了。庞煌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也出现了，那就是这两种矛盾终于开始在朝堂上对立，不但是有了党争之势，而且参杂进储君之争来。

庞煌将方孝孺、黄子澄等人为领袖的儒家学派称为复古派。而将提倡事功之学的一个江南儒家称为激进派。一直命令情报人员监视着双方的举动。只要不起大的冲突，一些口舌之利就由的他们。

但是出来这两支儒家学派的分支之外，随着拜占庭传教士的进入大明。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学派，当然这个学派依然披着儒家的外衣。

踏着威尼斯商人的足迹。西方传教士也蜂拥而至。建文十五年，大明全面开放海禁。基督教会的传教士经过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抵达距广州。设法向中国内地渗透。建文十六年，得到皇帝的批准，进入中国内地，在广东肇庆天宁寺居住，正式传教。

他们怀着对宗教的狂热，极快地熟悉了大明，并适时地变通其传教原则，因而得以在大明长期居住和传教。传教士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极高的科学素养，能解释一些中国人尚未知道的事物，轻而易举地震慑了大明之人，这也是庞煌允许其进入内地进行传教的原因，因为这些传教士知道的虽然不会比他多，但是传播速度却远远高于他这个大明皇帝的教谕。

特别是关于欧洲和大明之间隔着无数海陆地带的解释，有效地化解了大明对欧洲的恐惧。使大明的官员和文人很容易地相信他们是善良和有学问的人。当时文人、学士纷纷信其说，投刺交欢，倒屣推重，倾一时名流。

传教士在向大明传递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对中国固有的文化成就表示极大的尊敬，他们真诚地希望能从与中国正常的文化交流中获益，使欧洲文明获得更大的进步。庞煌投其所好，正好让道教和基督教派进行交流，以完善道教的发展体系。在基督教会进入大明的同时，道教作为交换，也开始陆续进入中亚等地区进行传教，在短短的十年期间，也到过欧洲一些地方，获取了大量的资料。

作为西方传教士，他们当然也极容易地看到儒学的缺点和内在不足。早期传教士普遍认为，中国固有文明的精华无疑只在于早期儒学，孔子所开创的道德哲学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无以伦比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欧洲文化之不足。

不过，他们也指出，由于儒家早期道德哲学主要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以期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

在传教士看来，就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早期儒学的基本精神与基督教文明并无二致，儒家经典中的“天”，与基督教中的“上帝”具有同一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是全知全能全在的，是无始无终的，是善恶的审判者与赏罚